《可能性的艺术：毕竟政治学30讲》涉及公共领域的讨论，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，这类话题往往不方便展开。正因如此，刘瑜用制度转型、国家建构、文化、经济等多个维度来探讨 Politics，并以美国、伊拉克、韩国、泰国、瑞典、委内瑞拉等国为例作说明。与国内大多基于马列或儒家思想的讨论不同，《可能性的艺术》中没有提到这些思想，而且涉及中国的内容极少，仅略带一笔提到蒋介石领导的民国。这从侧面说明，政治学还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，而这本书恰恰给我们展示了那个未知的世界。
段落摘抄：
1.结论通过比较得出。如果阅历足够丰富，那么人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。如果只是井底之蛙，则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，得到的只可能是狭隘的比对结果。国家幸福指数=是否具有民主问责政体+是否具有强大的政府能力（如征税率）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2.我们生活在更好的年代。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，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，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，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。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。
3.国际格局影响国家政治，国家政治影响个人命运。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在历史上相当罕见和难得的。当今美国的自由霸权给世界带来了目前的格局：全球化贸易、自由民主和战争局部化。当然，美国不是活雷锋，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，既是理念，也是利益。然而，随着美国国力的衰落，这种历史上罕见的提倡自由的国际秩序终将难以为继，国际体系将重新回归丛林规则。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、渴望交易和和平，但是没有实力的保驾护航也难以萌芽。事实上，人们也没有想象中如此渴望民主和自由，更多时候追求的是安全和秩序。
4.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连通器：把高水位和低水位逐渐拉平。经济全国化让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流，导致了一部分人的不平衡。这让一些民主国家的右翼和民族主义者当选成为他们的执政者。但这种不平等将无法避免，因为经济水平的竞争的背后其实是经济模式的竞争，也是意识形态的竞争。
5.全球化的“三难困境”：全球化、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。如果要全球化和国家主权，那么就会是大政府，必然会牺牲掉民主体制；如果要国家主权和民主问责，民众就会关起门来避免竞争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；如果要全球化和民主问责，则需要统一税率、工资水平和知识产权政策等，等于各国放弃国家主权。
6.全球化造成了文化流动，但是越是曾经伟大的文明反弹越激烈。近年西方世界开始抵御东方文明的侵入，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的侵入。这种状况造成西方多国右翼政党的当选。
7.如果把5000年的历史当成24小时，那么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只是出现在了一个小时里面。而当今很多转型成功的民主国家正处在“民主倒退”的处境当中，出现民主崩溃或民主劣质化的问题。
8.民主是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，自由则是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。学习民主要比学习自由要简单得多，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，而后者是一种习惯。
9.威权倒台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。社会上的民意往往分歧是巨大的，而这种裂痕往往会使民主转型失败甚至是民主崩溃。要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，需要胜利者和失败者保持共同的底线。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。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，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。
10.政体有限论。不要妄想采取哪一种政体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无论是“民主政体”还是“威权政体”都不会带来必然的经济发展。民主是决策的程序，而非决策本身。它最大的作用是让“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。老虎虽然被关进笼子里，但是猴子的生活却不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当然，“威权政体”同样也不可能必然带来幸福的生活。
11.表亲的专制。如果说政府的专制背后的力量来自于国家的暴力机器，那么“表亲的专制”背后的力量则来源于习俗。“表亲的专制”造成了人们目光狭隘化，带来了“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”的结果，降低了民主的质量。
12.避免“威权浪漫主义”。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已是当今社会的共识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幻想有“铁腕强人”出现平定江湖，这也是不现实的。历史上过出色的政治强人，比如李光耀，但智识和道德水平不高的独裁者更是比比皆是。事实上，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多个萨达姆。纵观中国古代帝王便会知道，像贞观之治、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。
13.马克斯韦伯：“国家”是特定疆域中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。在原始社会，暴力是分散的，领土的边界具有很大的挥发性。政府能力至关重要。一个高度垄断暴力的国家，有利益社会发展。人类在部落、城邦、帝国、封建制、贵族领地、哈利发等政治组织中摸索了几千年，最终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，来之不易。“国家”的第二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。在古代老百姓不会要求政府提供“教育”和“医保”，而现代社会的“国家”则被要求提供这些公共服务。
14.战争缔造了现代国家。近代战争的扩大和频繁化倒逼政体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。文官制稳固了国家权力。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，离心力量不断涌现，这是自然趋势。而文人拥有笔杆子，这正是坐天下所需要的。因为枪杆子让人“口服”，而笔杆子让人“心服”。在西方历史上，往往是武将、财阀和教士当政，因为王权需要团结这些力量。而在中国，选择了重用“文官”的政治体制，从而抑制了其他可以左右皇权的独立力量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人们往往需要一个可以跨越阶级的途径，而科举制度很好地让普罗大众都参与到读书考试的游戏里面来，从而打掉了其他更具独立性的经济势力、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集团的崛起。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读书人往往对于皇权的钳制是道德上的，他们靠的是苦口婆心的劝诫，而掌握枪杆子的武人集团、掌握钱袋子的财阀集团，他们对于王权的约束则是兵临城下的。
15.美国的“反国家主义”的国家观，哪怕是在西方世界，其程度也是非常独特的。去中心化、对中央政府保持反制也是美国的立国精神。而近一百年间，美国的国家能力也在进步主义运动、罗斯福新政和民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逐渐增强，这是美国社会对政府需求的一种体现。但相比起其他国家来说，美国依然属于“国家能力有限”的国家。
16.国家建构失败的典型——阿富汗。由于地理环境、地缘位置和极端宗教主义的关系，使阿富汗无论采用哪种政治体制都没能让国家稳定下来。检视阿富汗沦为“失败国家”的过程，我们发现，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——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，所以要实现它，只能诉诸极端手段，而极端助长极端，最终，它们在互相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。
17.观念的水位是制度转型的基石。只有观念驱动的变革才能使转型后的制度得以长久。民权观念萌芽于启蒙运动，而它之所以能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原因是，它本来就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火种。
18.生产“恶人”的机制：高压、利益和意识形态。恐惧让人沉默，利益让人积极，意识形态则令人疯狂。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，把一个混乱的、无序的世界“翻译”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。
19.国家冲突不一定是“文明冲突”，也可能是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。“文明冲突”目前的主要战场在国家内部。这场斗争本质上是社会内部的传统和现代之争。是那些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全球主义者“沃达斯人”和传统本土特色派的“文化内战”。
20.政治转型未必伤害经济自由。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度未必会降低，也有部分国家的经济腾飞出现在民主转型之后。但也有些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“粉红色革命”。
21.委内瑞拉“21世纪社会主义”的失败。查韦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。并且，这种经济乌托邦主义必然会导致政治独裁。
22.投胎很重要。美国最穷的5%人的收入和印度最富5%人的收入重叠。如果在穷国活不下去，偷渡到发达国家未必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。
23.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并且影响经济发展和导致政治极化。虽然目前世界贫富悬殊在加剧，但是发达国家对穷人的补助让当今社会和“镀金时代”不可同日而语。另外，阶级的流动性在增加，使得不平等似乎还能被接受。
24.政治创造可能，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。政治“可能”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，但是它却“不可能”让它变成天堂。这就好比一场球赛，公平的规则只是比赛的前提，但是比赛过程是否精彩，还要取决于球员的技艺和默契等等。好的政治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，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、市场、文化以及个人努力。这种不对称，就是“政治现实主义”。不要妄想政治能解决一切问题，那是“政治浪漫主义”，它只是一张船票，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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